西北空管局天通公司信息化室完成局机关机房部分设备搬迁工作

[24]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概念之产生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检索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的结果令人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中，都没有出现直接以人的尊严作为词组的法律条文。[35]第二，上述规定均从人的整体上的尊严这一角度来描述尊严的内容，如老年人的尊严、劳动者的尊严、残疾人的尊严、困难群体的尊严等，而不是将尊严拆解为生命的尊严、身体的尊严或人格的尊严等，契合现代法学理论对人的尊严的基本理解。

[10]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88－689页。对于一个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形成了各种想象……当我们说‘人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就我们所知是独特的）时，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25]当然，人的尊严是作为原则条款加以表述还是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或基本宗旨来予以确定，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28]正因如此，人的尊严也就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的另外一种说法。《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从学理上讲，固定人的尊严这一法律范畴的主要意义有三：一是将人的尊严作为法律上的固定词组，可以形成对这一概念长期而深入的探讨。之所以需要上升到这一层面，是由于宪法需要某些原则，这类原则应当基于保护人的权利的考虑。六、结语 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警察，也不能有权力过于庞大的警察。

从其意义开看，对高涨的民众执法规范诉求的回应。近代宪法的权力体制尽管开始淡化乃至在框架性的架构中省略警察权，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延续，在其功能的现代转型背景下，警察权仍然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宪法功能。这种状况必然造成现实中的警察权扩张与文本上的权力构造之间的紧张关系。[12] 《普鲁士民法典》中提到：警察机关乃是维持公共安宁、安全及秩序，预防公众及其成员所面临的危险所必需之机构。

[18] 参见[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8-249页。而其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后果又是极为显明的。

其职权领域主要集中于依照法律而为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持。作者简介：刘茂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警官学院院长。[32]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将此成为侦查构造论，可分为纠问式侦查、控辩式侦查和诉讼式侦查，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另一方面，近现代宪法的 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架构，都立足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总体框架下，无法深入到行政权内部的具体类型，因而并不能很明确地对警察权及其相对于其他行政权的独特性作出精准描述。

但实质上，警察权所独具的上述诸种功能，恰恰契合了紧急权力的内在要求。[29]针对治安违法行为，警察权可依法处理给给予行政处罚，从而终结违法行为。从宪法解释的角度讲，紧急权力源生于紧急状态。理论研究的视角相对较为宽广，试图通过警察权的配置、执法程序规范与外部控制，构建对警察权的全面控制体系。

这一监督首先是检察监督。中国宪法的警察权构造同样面临这一难题，具体表现为侦查中心主义对公检法关系结构的异化、刑事侦查与公安行政权的交叉错位、紧急权力的去宪法化。

而警察权的扩张于社会秩序维系而言是极为必需的，这实际上也要求提对警察权宪法定位进行重新理清。进入专题： 警察权 宪法定位 。

保障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的法律形式和宏观政治架构，是由被称之为纪律的那些实质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系统维持的。（一）纪律机制与个体规训功能 在常规秩序下，警察的日常巡逻、常规检查与依托现代技术的监控，既是对违法犯罪的震慑，亦是现代化的规训机制。[24] 警察的主导性，是警察权作为治安秩序维持一线机构的必要权能。[5]  参见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88-393页。所谓警察权滥用不过是这一张力关系的话语转述，只不过带有明显的偏向，它忽视了警察权为实现其功能而可能对宪法限制框架的超越。警察掌握了国家权力的除外权，亦即政府之权力除了明显划归某一部门——军事——来执行外，剩余权全归警察所有。

摘要:  在现代社会，警察权仍是国家的强制力量，但还作为纪律机制承载个体规训功能，作为兜底秩序承担执法衔接功能，作为紧急权力促进秩序的常规化切换。但问题在于，突发事件并非宪法中的紧急状态。

[20]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8页。[33]由此导致审判中心被事实上的侦查中心主义所替代。

这一宪法机制的显明特征是，依据特定的程序将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一个机构，该机构就拥有了常态下其所不拥有的紧急权力，从而实现秩序的国家控制。在语意上，没有必要特别区分公安与警察的用语。

[35] 当然，有理由相信，如果无法根除实践中助长侦查权强化的诸多因素，那么这一规范调整也势必陷入虚置。在权力类型上，除军事外，其他皆属内政，且冠在概括的警察权下。更重要的是，为臣民安排幸福的目的赋予了所有权力手段的合理性。但就此将刑事职权从公安机构中剥离，另设专门刑事司法机构独立承担，却非明智之举。

但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一细则化管理，不仅无法全面关照到基层警务实践复杂情况，也未体察到基层实践的内在运行逻辑。洛克承认了这一宪法制度的存在，将其称为特权。

三、警察权的现代功能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宪法设计的权力体制，最初就是源于警察权的分化而构建的，只不过它在理论逻辑上经由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包装。关键在于这一转接机制的启动条件、运行程序、全面监督与责任设计等制度落实，这一切实际是警察权宪法构造的重要维度。

而除了特别明显的行为危害结果，行为危害性的违法——犯罪区分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这就意味着进入何种程序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由此自然不难理解两种职权的随意腾挪现象了。（二）警察纳入行政：法治国时代的警察权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洲开始进入开明专制时代。

问题化的改革方案，浸染于对现状的深切忧思和强加于自身的紧迫感中，将目光紧紧锁住警察权，要么以各种短期局部的应景改革来缓一时之急[1]，要么停留于创造新的控制方式或复制旧的控制方式继续强化对基层执法的压力输送。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控制公安机关的这一裁量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侦查权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定位有关。同时，执法体系的构建有效地缓解了警察权的压力，使其得以专注于一般性的治安秩序维护，但由于社会复杂性及其不断发展，执法体系不一定能够周延地覆盖各执法领域，定然会产生执法管辖范围的交叉、模糊以及空白。

有鉴于此，重新审视警察权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是理清这一紧张关系并给予宪法回应的第一步。在分权原理下，警察权被严格限定为行政权，开始受到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制约。

[7]  [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8]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这是职权分工原理的基本要求，却常常在实践中异化为权力共谋。

[20]警察是这一组合的枢纽。[28] 参见[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8页。